我们不说迷信，只说巧合的话，那么所谓的“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还真让萧红与她娘撞上了：萧红她娘姜玉兰(1886-1919)，1909年与萧父结婚，1911年生萧红，1919年就因病去世，享年34岁(虚岁制)。
五月初五生，男害父，女害母?
萧红爷爷张维祯(1849-1929)与妻子范氏(1845-1917)一生无子(只有三个闺女)，从五弟张维岳手中抱养的萧红她爹张廷举(字选三，1888-1959)。廷举3岁丧母，12岁过继给了堂伯父张维祯，由黑龙江阿城自己的家被接到张维祯所在的呼兰县读书。1906年毕业于省立高等小学堂，21岁时又于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得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当即被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并兼任该县实业局的劝业员。
不久转回呼兰任农业学堂教员，及改造私塾总教习。范氏作主下，1909年8月，张廷举娶姜玉兰(1886-1919)为妻，姜玉兰的父亲乃呼兰县出名的设馆教书的儒学之士姜文选(1859-1934)，姜玉兰为其长女，自幼随父读书，16岁就能熟读唐诗宋词，在几个姐妹中(姜家四女一子)据说是最聪明的才女。
有意思的是，季红真也在她的页下注里说明了，有学者认为呼兰并没有祭日出生不祥的说法，但她引用了萧红《呼兰河传》里的说法，也就是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的时候，有乡间认为这一夜出生的孩子是野鬼乘着河灯托生的，不被父母喜欢，要隐瞒生日等等。由此季红真断定，同是祭日，五月端午出生有不祥之说，未必就不存在。
她猜测，可能是年代久远，建国后大破迷信的宣传，及文革中破“四旧”等运动，导致这个禁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季红真这里弄对了一点，那就是，有些禁忌是会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弄错了另一点，那就是，它跟屈原，跟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它就是单纯的五月初五不吉利之说。这里可以参考谭绍兵的考证文章《端午节由来考述》。谭绍兵说，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多种说法，重要的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与曹娥说、纪念勾践说，以及来源于吴越民族的龙日说、来源于夏至节和恶月说，等等。
其中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早在屈原之前，人们就有过端午的民俗了，屈原不过是人们后来的附会而已。
而在这多种说法中，我觉得恶月恶日说最能解释萧红家人的忌讳。
所谓的恶月，就是农历五月乃是仲夏疫病流行的季节，俗称“恶月”，又称“毒月”“凶月”，故“百事多禁焉”。而五月初五日，则更是“恶月恶日”。此月此日禁忌很多，比如：“此日盖屋，令人头秃”“不得曝床荐席”“俗讳五月上屋”“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为此，民俗中有诸多避邪攘毒的活动，而最严重的就是“不举五月子”了，也就是不把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养大成人，有的弃之，更有甚者把孩子放入瓮中投之于江的。
这里我还可以额外再举一个例子：《史记》中就有一个著名的五月初五出生的、被父亲认为不吉利、主张扔掉的孩子，他就是战国四大君子之一孟尝君，姓田名文。其父田婴乃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封地薛邑(今山东滕县东南)。我们看看《史记》是如何讲述其事的：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