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病原因
HCL的病因未明，曾提出人T细胞白血病病毒Ⅱ（HTLV-Ⅱ）、EB病毒感染和HCL有关。接触射线或有机溶剂者发病率高手相对应的健康人群。上述病因均颇有争论，未获认可。因有家族中多例发生HCL的报告，同时部分HCL患者分别有12号染色体克隆性畸变、14q、5、del（5q13）等染色体异常，故认为遗传因素可能与HCL发病有关，但同样未获共识。
2、发病机制
HC存在克隆性IgH基因重排，但从未检出TCR基因重排，故已确定为B淋巴细胞来源。HC表达B细胞表面分化抗原，如CD19、CD20、CD22及sIg，而不表达早期B细胞标记CD10，提示HC是一种中度成熟水平的B细胞。有作者提出淋巴结边缘区B细胞是HC的起源细胞，相当于正常循环中的幼稚B淋巴细胞及单核样B淋巴细胞。同时发现HC还表达早期浆细胞标志PCA-1，表明其处于前浆细胞阶段。HC表面可检出多种Ig重链，更支持边缘区B细胞可能为恶性HC的正常相应细胞。
癌基因在发病中的作用知之甚少。已发现c-fms编码的M-CSF受体在HC呈高表达，从而可通过M-CSF的刺激促进HC的增生。另发现HCL的原癌基因c-src产物pp60，即一种酪氨酸激酶的水平及活性增高，导致HC的增生。
HC同时表达IL-2受体α链和β链，而正常B细胞只表达α链，或仅同时极低水平表达β链。HCL患者血清中IL-2受体水平升高，且和病情呈正相关，经干扰素α治疗后会下降。但HC的IL-2受体不应答IL-2的刺激，故推测其在HCL的发病中不起主要作用。
TNFα能刺激HC生长，HC也能分泌TNFα，患者血清TNFα水平升高，且和肿瘤负荷相关，经干扰素α治疗后血清TNFα水平下降。此外，TNFα还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功能，故推测TNFα在HCL的发病中有重要地位。
HC也分泌少量IL-6，患者血清IL-6水平也升高。TNFα可刺激HC分泌IL-6，而IL-6具细胞增殖作用，故提出TNFα和IL-6在HCL的发病中可能起协同作用。
1、合并感染HCL极易发性粒细胞缺乏而合并感染，这可能由于肿瘤细胞浸润和巨脾功能亢进，也可能是细胞受损或单核细胞缺乏等引起的。
2、脾大、脾功能亢进部分患者可合并脾破裂。
3、合并骨损害如溶骨表现、病理性骨折。
4、合并结节性多动脉炎，通常在脾切除后发生。
5、合并骨髓纤维化。
脾脏肿大可见于85％左右的患者，巨脾多见，浅表淋巴结肿大较少，偶尔可有轻度的肝脏肿大，软组织浸润，溶骨性骨损害，脾破裂均见报道。HCL患者常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些表现，如关节炎的症状，关节痛，皮肤红斑，皮肤损害，低热等，这些症状与肿瘤负荷无关，常为自限性的，皮质激素治疗有效。
不要过多地接触X射线和其他有害的放射线从事放射线工作的人员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加强预防措施婴幼儿及孕妇对放射线较敏感，易受伤害，妇女在怀孕期间要避免接触过多的放射线，否则胎儿的白血病发病率较高不过偶尔的、医疗上的x线检查，剂量较小，基本上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不要滥用药物使用氯霉素、细胞毒类抗癌药、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时要小心谨慎，必须有医生指导，切勿长期使用或滥用
1、病理：脾HC浸润限于红髓，白髓不受累，且萎缩。HCL时虽然血单核细胞减少，但红髓内组织细胞仍增多。此外可见特殊的“红细胞湖”，系由HC围成的假窦，中间被红细胞充满。肝HC主要浸润汇管区及肝窦，可见血管瘤样假窦形成。
2、影像学：少数HCL患者骨X线检查显示溶骨性损害，有时在其周围伴骨硬化征象，患者常诉骨痛。肺部感染为HCL的常见并发症，胸部X线或CT检查可有相应的征象。
1、多吃高蛋白的东西，这是因为白血病是血细胞发生了病理改变所致，这类病人机体内蛋白质的消耗量远远大于正常人，只有补充量多质优的蛋白质，才能维持各组织器官的功能。
2、多摄入含铁质丰富的食物。根据临床资料证明，恶性肿瘤患者中约有70～90％的人体内有不同程度的维生素缺乏，所以要多吃入含铁质丰富的食物。
一、治疗
脾切除是HCL的传统治疗方法，随干扰素α和核苷类似物的应用，HCL的治疗有了很大进展。DCF或CdA成了目前HCL的标准治疗，在大多数患者可取得较持久的完全缓解期。
1、脾切除：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脾切除一直是HCL的标准治疗方法，不同程度的全血细胞减少是脾切除的重要指征。脾大所致血细胞减少主要有以下机制：（1）细胞淤滞增加；（2）细胞破坏增加；（3）外周血细胞稀释。另外脾大与高代谢、体重下降、疲乏、上腹部不适等直接有关。脾切除不仅可改善临床症状，而且约2/3的患者可取得血液学缓解，多数研究证明脾切除可延长生存期。脾切除对生存期的影响主要与手术后骨髓细胞成分的比例和血小板计数有关：细胞面积≥85％，血小板低于60×109/L预示预后差。
目前脾切除已不是HCL的首选治疗，但在脾破裂、病灶以脾肿大为主或血小板明显减少者仍应选择脾切除。
2、干扰素：αα-2a干扰素和α-2b干扰素均有效，详细机制不清楚。总的有效率达90％（CR占8％，PR74％），并可使感染发生率明显下降。本治疗起效快，治疗几周后外周血中毛细胞即可消失，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数亦可分别在2个月、4个月、4～6个月内恢复正常。骨髓中毛细胞比例可明显下降，但很少完全消失，网状纤维亦仍然存在。CD5和不典型HCL对干扰素α治疗反应较差。
干扰素α常用剂量：（2～4）×106U/m2，每周3～7次，连用12个月。增加剂量和延长治疗周期并不增加疗效，仅增加副作用。停药后易复发，多在停药6～31个月复发。小剂量（1×106U/m2，每周3次或3×106U/m2，每周1次）维持治疗可延长缓解期，毒副作用亦较小。停药复发者再用干扰素α或核苷类似物治疗均有效。
3、核苷类似物：应用于HCL治疗的核苷类似物主要有喷司他丁（DCF）和2′-氯脱氧腺苷（CdA），氟达拉滨已证明有效，但尚需更广泛研究。喷司他丁（DCF）是一种高效的治疗HCL药物，可取得比干扰素α素更高的持续缓解率。CR率可达59％～89％（平均76％），PR率4％～37％（平均13％）。脾切除后复发、对干扰素α素耐药者还可有效，CR率仍有33％～42％，PR42％～45％。常用治疗方案：喷司他丁（DCF）4mg/m2，每2周1次，达CR的平均治疗时间是8（4～15）个周期，即4个月左右。开始治疗后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迅速下降，治疗的第1周毛细胞可下降50％～95％。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数和血红蛋白很快恢复。同干扰素α不同的是喷司他丁（DCF）可逆转骨髓纤维化。喷司他丁（DCF）亦无法根除毛细胞群，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在CR患者仍可检测到残留的毛细胞。喷司他丁（DCF）停药后也会复发，近半数的患者在停药30（7～80）个月后复发，但CR持续时间较干扰素α明显延长。
喷司他丁（DCF）一般耐受性较好，50％左右的患者可出现恶心、呕吐和嗜睡。治疗初期由于药物相关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可出现发热。另外，喷司他丁（DCF）可引起T细胞尤其是CD4细胞数量的减少。
2′-氯脱氧腺苷（CdA）是一种同喷司他丁（DCF）一样有效的HCL治疗药物，用药方法有多种：①0.1mg/（m2·d），连续输注7天；②0.1mg/（m2·d），输注2h，连用5天；③0.1mg/（m2·d），皮下注射，连用7天；④0.1mg/m2，每周皮下注射1次。以上方法均取得了较好疗效，CR率75％～85％（平均82％），PR11％～22％（平均13％），复发率较低（文献报道为3％～20％）。CdA和DCF之间无交叉耐药。2′-氯脱氧腺苷（CdA）的主要副作用是发热，半数患者治疗开始后可即刻出现，抗生素治疗无效，可能与肿瘤溶解和细胞因子释放有关。另外，CD4和CD8细胞均明显减少（CD8细胞可在3个月内恢复，CD4细胞需至少3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4、苯丁酸氮芥（瘤可宁）和其他药物
二、预后
HCL的自然中位生存期为53个月。脾切除者的中位生存期是6.9年。脾切除术后继续IFNα治疗，可明显延长寿命。核苷类似物问世大大改善了患者的预后，CR率高，持续CR期长，4年时总生存率已达95％。不少文献报告，青年男性、脾轻度肿大、血象基本正常，提示HC负荷低，即使不予治疗也可长期稳定。但90％的病人应积极治疗，争取长期生存。